如果科技成瘾被纳入医学词典,谁来为这场医疗事故买单?
[ 亿欧导读 ] 抛开商人身份,科技巨头更是社会公民,“用科技将生活变得更美好”是超过金钱和商业利益之外的恒定价值观。应对科技成瘾的负面影响,消费者要更清醒、监管要提上日程、更重要的是企业要兼顾经济与道德。
电子信息行业流传着摩尔定律:每隔18-24个月,电脑性能会更新一倍。过去半个多世纪,在这条定律的威胁下,科技公司疯狂的更新自己的产品,如智能手机领域:OPPO、VIVO大致每半年推出一款新机。消费者虽然惊讶电子产品的更迭速度,但丝毫不影响每年定期为苹果的新品发布准备好所剩无几的肾。
除了硬件设备,软件制造商也在争分夺秒的开发功能更为强大、更具吸引力的APP,将原始的沟通、办公、娱乐、消费等培养至线上,抢占消费者的有效时间。微信、钉钉等工具的出现,成功的把使用者教育成24小时为办公软件待命的加班狂。
科技巨头顺利的让消费者沉迷科技,把人变成为产品消费的工具,自己却清醒牢记:永远不要对自己的供货上瘾,苹果联合创始人史蒂夫·乔布斯就曾表示他的孩子从未使用过ipad。科技越向前发展,科技巨头越不能泯灭自己的社会责任,要像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多一份担当和善良。
本篇文章首发自罗兰贝格,以下是亿欧智库为您带来的精选分享:
越来越多的技术专家、企业股东与学者联合起来,敦促科技公司承担起预防科技成瘾症的责任。硅谷先驱们是否终于意识到其数字化设备驱动的梦想也给社会带来了负面影响?如何解决此问题?罗兰贝格《思与行》杂志带您进行深入了解。
2018年3月,加利福尼亚的苹果公司新总部附近,四名曾在知名科技公司实习过的斯坦福大学计算机系学生挥舞着标语,分发着传单。作为这个斯坦福学生反成瘾设备组织(SSAAD)的共同创始人,桑杰·坎南(Sanjay Kannan)表示希望以此唤起人们关注日益严重的数字化科技产品成瘾症问题。
“设备制造商,特别是应用程序开发商,有责任解决易成瘾技术的问题。我们这次选择来到苹果公司是因为他们引领潮流,备受关注,最适合对此采取一些防范措施。”
事实上,越来越多的人开始重新审视无处不在的电子设备、应用程序、服务与大型社交媒体平台。对人类而言,数字设备与技术的作用究竟是什么?开发者可以且应该做些什么?
很多证据表明,硅谷的产品对个人、家庭与社会都带来了负面影响,硅谷终于开始重新思考其发明,科技产业也开始解决安全、自律等问题。
虽然“科技成瘾“等类似词汇还未正式进入医学词典,但一些应用程序、游戏和平台希望最大程度地占用人们的时间,负面影响也愈发突出。
Common Sense Media是旧金山的一家倡议团体,研究并宣传家庭对媒体的健康使用。该组织对外事务副总裁科尔比·辛特尔(Colby Zintl)指出,一些新研究表明,虽然还无法从医学诊断的角度来定义科技成瘾症,但可以肯定地说,很多儿童与成年人都会对电子设备上瘾。
前谷歌和Facebook程序员发起了人道技术中心(CHT),并得到不少业界名人的支持。该组织认为,技术正在绑架我们的思想与社会,智能手机与应用程序对人们的生理与心理有害。
还有人担心技术会影响人们的思考方式。iPod之父托尼·法戴尔(Tony Fadell)曾说,苹果手表、谷歌手机、Facebook、推特都已非常擅长于让人们不停点击屏幕,不停地刺激多巴胺(大脑中一般与成瘾和愉悦有关的神经递质分子)。美国金融家乔治·索罗斯(George Soros)也在今年的世界经济论坛上称科技公司“故意设计能够成瘾的服务”。
长期以来,技术圈内人一直有种责任感。 “一个住在硅谷的人,每天起床去上班时都会认为自己让这个世界变得更美好。” CHT联合创始人阿扎·拉斯金(Aza Raskin)说。但2014年,出现了一个关键转折。
2014年,谷歌设计伦理学家特里斯坦·哈里斯(Tristan Harris)在公司内部进行了一次备受关注的演讲,指出谷歌对超过20亿人拥有巨大的影响力,并批评其对人类的控制力。
在近期的谷歌开发者大会上,首席执行官桑达尔·皮查伊(Sundar Pichai)承认其业务出现一些偏差,表示希望帮助用户了解自己的使用习惯。但同时,大量新功能也在更深入地入侵用户的私生活。
谷歌等科技巨头也意识到,华尔街已经开始注意到数字依赖与科技公司未来的收入、利润和估值之间的联系。今年1月,总部位于纽约的对冲基金Jana Partners与加州教师退休系统一起向苹果公司发了一封公开信,呼吁其为父母提供更多的选择与工具,帮助他们确保年轻消费者以最佳方式使用苹果产品。
关于数字设备和服务对人们生活的影响,研究表明,首先,设备会给儿童、青少年和家庭带来冲突和紧张。Common Sense Media针对儿童的调查显示,近一半的受访者对手机上瘾,四分之三的家庭表示这些设备曾引发家庭矛盾。
根据2015年就相关问题的67项学术研究总结,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对学龄儿童和青少年的睡眠时间和质量产生了显著的负面影响。Facebook或Snapchat成瘾是否真的能与可卡因或赌博的危害相提并论,目前还尚待商榷,但研究表明,在人们是否能够控制冲动与抑制使用方面,二者引发的大脑活动似乎与其他成瘾机制相似。
圣地亚哥州立大学心理学家简·腾格(Jean Twenge)将浏览新媒体的时间与青少年(尤其是女性)的抑郁症和自杀率联系起来,结论则更为悲观。美国青少年每天平均花7个小时使用电子设备,这是以牺牲与他人互动为代价的。
如何改变这种情况?首先,消费者应采取一些简单措施来减轻科技成瘾症的最坏影响。
其次,从道德义务的角度来说,企业一开始就要自律,思考如何提高产品的安全性,减轻上瘾的风险。CHT的拉斯金说道,有些企业仍在否认其财富的来源,以及其产品对社会造成的割裂,但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了此问题。
第三是监管问题。Common Sense的辛特尔用已被广泛接受的汽车安全强制升级做类比,并指出,科技公司现在仍可以说是完全不受监管。
也有专家进一步提出应推动系统性变革。若问题的根源在于科技公司的商业模式是建立在追踪与操纵用户行为、并将其转化为广告收入,那么,监管必须迫使其改变运营与盈利模式。
技术观察家安德鲁·基恩(Andrew Keen)曾指出,硅谷的商业模式是免费赠送产品并把用户变成商品。人们需要利用教育与监管等常识性工具进行反击,并将人类的价值观与技术结合起来。
总而言之,硅谷已经意识到了问题。首先,通过让用户点击页面上的“同意”选项来提高自身的认知与警惕性。其次,大型科技企业会在一些框架下接受政府监管,并开展自律。此外,具有更完善价值观的新公司将成为新兴竞争中的黑马,他们不仅关注机器与个人之间的互动,还关注机器与社会整体的互动,并最终获得经济上的成功。
一直以来,技术都是推动商业环境进化的重要因素,而目前最热的技术升级趋势,无疑是人工智能。当下,尽管人工智能行业本身已经进入了一个平稳的发展期,但它对于各行各业的赋能却正在以更热烈的姿态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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